1月12日,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袁亮院士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刊发署名文章《“十五五”应如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文章指出,面对“十五五”时期的艰巨任务与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和科学的系统思维,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决策部署,统筹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等重大关系,成功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道路,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原文如下: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摆在突出位置,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系统性深化、整体性推进、协同性增强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深刻把握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
“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蓝天白云、清水绿岸的宜居景象正在重回身边,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从全球视野看,能源转型呈现复杂态势。《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5》显示,2024年,全球煤炭产量达92.42亿吨(182艾焦),消费量达165艾焦,均创下历史新高,但同比增速已放缓至0.9%。地域结构呈现不平衡,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83%的煤炭消费,中国占比高达67%;欧洲消费量下降7%,煤炭对能源需求的贡献率历史上首次低于核能;非洲产量增长不足2%,相对稳定;而南美洲、独联体国家及北美地区产量持续萎缩,美国煤炭产量降至44年来最低水平。这一格局表明,尽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但不同经济体的能源结构、转型路径与发展阶段存在深刻差异。
从国内发展看,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历史性跨越。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突破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大关,2024年超过13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较2020年增长23.9%,年均增速达5.5%。“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量预计将超过35万亿元,发展基础更加坚实。能源结构转型成效显著,绿色动能加速形成。截至2024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8.89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56%,年发电量达3.4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5%,更贡献了全年新增用电量的86%,清洁能源已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当前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我国电力系统仍以煤炭为主导。2024年,煤电发电量占比达58%,凸显出传统高消耗、高排放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尚未根本打破。面对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从源头上推动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度调整,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将绿色转型理念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通过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倒逼产业升级、激发创新活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质的飞跃。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已经不仅是一个发展选项,更是关乎国家发展全局、人民群众福祉和民族长远未来的战略抉择。这一转型绝非短期应对之举,而是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准确理解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要义与价值目标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全面绿色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跃迁,其核心在于推动经济结构、能源体系与社会治理的深层重构与全面升级。从覆盖范围看,它超越了将环保视为单一领域的传统认知,要求将绿色理念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过程链条看,它贯穿于规划、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到废弃处理的全链条,要求构建一个从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到末端治理的绿色治理体系。从参与主体看,它不仅是政府肩负的核心职责,更迫切要求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科研机构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社会组织和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的强大治理合力。其核心理念实现了三大根本性转变: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和过程严管,将生态环保要求前置并深度嵌入产业规划与政策决策的源头;从单一环保转向全局融合,打破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对立,使绿色低碳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从被动约束转向内生动力,通过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激发政府、企业、公众等各类主体的积极性。
这一转型的目标,在于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共赢。其核心逻辑不是以牺牲发展换取保护,而是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实现保护;不是将绿色转型视为经济增长的制约,而是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通过构建科技驱动、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够培育绿色经济新增长点,更能重塑国家核心竞争力;通过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有效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日益增长需要,从而全面提升社会福祉,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全面落实绿色转型的战略路径与重点任务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一项关乎全局、影响深远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牵引,在以下战略路径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第一,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筑牢绿色转型根基。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是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所在。必须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坚持先立后破、系统思维,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一是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在“十四五”时期可再生能源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上,“十五五”时期应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稳定供应能力。持续壮大风电、光伏发电规模,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优化水电开发布局。重点推进储能(特别是长时储能)、智能电网、特高压输电等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多能互补、智慧协同”的现代能源系统。二是促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充分认识煤炭在能源体系中的“压舱石”作用,推动其由单一燃料向燃料与原料并重转变。大力推广煤炭智能精准开采、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低碳循环利用及碳汇固存等技术,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清洁利用体系,实现高碳能源低碳化利用。三是实施节能增效优先战略。将节能提效置于优先位置,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实行最严格的能效标准,深入开展能效“领跑者”行动,提升全社会能源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第二,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培育转型升级动能。产业绿色化是全面转型的基础支撑。要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推进农业绿色转型。推行农业投入品减量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二是加快工业绿色升级。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全面推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实现资源消耗最小化、环境影响最低化。三是发展绿色低碳服务业。大力发展绿色物流、绿色商贸,特别是要壮大绿色金融,引导更多资本投向绿色低碳领域,为产业转型提供金融支撑。
第三,强化创新驱动与社会协同,激发绿色转型活力。科技创新是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转型持续推进的保障,社会参与是转型成功的基础。一是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力支持建设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境保护、煤炭无人化开采数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着力突破绿色低损开采、全浓度瓦斯利用、甲烷管控、生态开发碳减排与固碳协同增效等关键技术,支持研发新一代超高参数、超临界二氧化碳、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等先进煤电技术、多能融合发电技术和综合能源生产与利用智能微网技术、煤制油/气/氢等化学品新技术等,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打造智慧能源、智慧环保、智慧城市,提升治理效能。二是深化制度创新保障。健全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加快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完善能源、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法律法规。深化能源市场化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化绿色导向的考核评价,将绿色转型成效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纳入综合绩效评估体系。三是培育专业人才队伍。将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各阶段和干部培训体系,构建覆盖职业生涯的绿色素养提升机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在能源清洁利用、碳减排技术、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加快培养高层次研发人才与工程技术骨干。完善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同时,积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会监督,培育崇尚自然、绿色发展、低碳生活的生态文化。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是时代所向、民心所盼、大势所趋。面对“十五五”时期的艰巨任务与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和科学的系统思维,全面贯彻《建议》决策部署,统筹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等重大关系,成功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现代化道路,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